1968年8月末的一天，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。
我接到二姐邓楠从北大打来的电话。她说：“哥哥摔了。学校要把他送回家！”说到这儿，她已泣不成声。她说她尽快回家来和我商量。接完电话后，我们在家的人如五雷轰顶，极度震撼而坐立不安，因为什么也不清楚，只有焦急地等待着二姐回来。
邓楠回来后告诉我们，哥哥因不堪虐待，不愿再受凌辱，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。行前，在一封信中，他写道：“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，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。”他写道：“造反派非要我讲，我不能讲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实在无路可走了……”朴方摔伤后，北大造反派也慌了。他们把朴方送到一家医院，医生一听是“第二号走资派”的儿子，竟然拒绝治疗。此后一连送了几家医院都不收。真是一个惨无人道的黑暗年代，人的性命，贱如草芥。后来听说聂元梓急了，硬让与她同一派的北医三院收下了事。
北医三院虽然收了人，但只让朴方躺在走廊上，连急诊室都不让进。一夜之后，眼见病情危重，医院决定给朴方做脊椎穿刺，但需要家属签字。北大造反派到关押邓楠的地方，将朴方的情况告诉了邓楠。听到哥哥摔伤和脊椎骨折，邓楠一下子都蒙了。跟着造反派来到医院，在急诊室里，她看到了哥哥。原本好好的一个人，如今却躺在这里，脊椎骨折，发着高烧，生命垂危。邓楠整个大脑一片空白，她流着眼泪，拿起沉重的笔，签了字。造反派连话也不让说，马上又把她带走了。
在非人的摧残、审讯和虐待下，朴方的决心早已在心中下定。困惑和疑虑都已过去，他是理智的。他太理智了，他毫不犹豫，毫无惧怕，非常镇定地做出了选择。一个大学技术物理系四年级的高材生，一个历来严于律己的团支部书记，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中共预备党员，曾经有那么多的信念，曾经有那么多的追求，曾经有那么多的理想，曾经有那么多的期望，而此时，只剩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，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心。他非常冷静地走向了自己的选择。摔下来后，朴方昏迷了过去。他记得曾经一度醒来，感到躺在冰冷的地上，但瞬间便又昏迷。再次苏醒时，他已身在医院。看着周围人的冷冷目光，看着头顶上不停晃动着的输液瓶，一切都那样的恍惚，那样的不真实。就这样，在北医三院的急诊室里，朴方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，发了三天三夜的高烧。
不知是上苍的刻意安排，还是逃脱不掉的宿命，生命竟然是那样的顽强，竟然可以战胜死神。朴方的性命保住了。生与死，是人世间永恒的话题。生与死，是一场恶战，更是一场搏斗。求生不得，求死也不得，人之于此，心如死灰。清醒的时候，朴方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，心中没有激动，没有悲伤，没有思索，也没有悔恨。造反派的吼叫，医生的问话，都像风吹过耳，听而不闻。
朴方刚摔的时候，第十一、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，下肢虽不能动，但腹部以上仍有感觉。按任何医疗程序讲，在这种情况下都应马上施行手术，进行清创减压，否则脊椎内的出血会向上逆行，凝结后会加重截瘫病情。如果当时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人道主义，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手术，朴方是不会致残如此的。但在那个年代，在那种政治气氛下，对朴方这样的“反革命黑帮子女”，对“自绝于人民”的“反革命”，送医院没让人死已经算是“宽大”处理了，根本不可能给予什么治疗。就这样，朴方的截瘫平面一天天地上升，由原本的第十一胸椎，演变到第七胸椎水平。也就是说，造成了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，大小便功能丧失，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。
大约十天左右，性命好歹保住了，造反派便通知邓楠，说现在危险期已过，他们不管了，要把朴方送回家去。
邓楠听见学校说不管了，要把朴方送回家，连伤心带着急，立即坚决地反对说：“送回家不行！我要求回家和家里面商量一下。”获得造反派准许之后，邓楠赶快坐公共汽车回家来见我们。
奶奶、邓楠和我，坐在方壶斋那不见阳光的小屋里，眼泪不住地往下流。邓楠和我商量，人是北大造反派整的，不能就这样把看护的责任推给我们，更不能让他们把一个连危险期都还没有渡过的病人送回家来。如果真送回家来，仅凭我们几个人和年老的奶奶，怎么照看他，怎么给他看病？不行，我们得想办法，我们得去找人，去找中办！
我和二姐到中南海西门，说我们要找中办的领导，没人理我们。我们说要找平时给我们送生活费的那个工作人员，也不给我们找。没人理睬，怎么办？我们找到一个公用电话，绞尽脑汁地回想原来记得的中办有关单位的电话号码。我们一个一个地拨，一个一个地打，打了一个遍。接电话的，有的说这事不归他们管，有的说你们找北大去，有的二话不说就挂断了电话。最后凭着记忆，我们拨通了中办警卫局值班室的电话。和其他人一样，他们也说不管。我们急了，就在电话中狠狠地说：“人是你们弄成这个样子的，我们孩子之间没有看护的义务，我们父母还在中南海，要送就送到我们父母那里！如果你们敢把人送回家，我们就把他抬到大街上，抬到中南海大门口。我们要对所有的人说，这是邓小平的儿子，让他们弄成这样啦，你们大家看看吧！你们只要敢把人送回来，我们就敢这样做！”
放下电话后，我们仍然情绪激动，甚至激动得手都颤抖。站在中南海外，望着那斑驳剥落的高高红墙，我们两人觉得那样的孤单，那样的无助。这个时候，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在这漠漠人世上，有谁能够帮助我们啊？
从此，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在这样的时候，在我们真正困难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你，也不会有人帮助你，只有自己靠自己。我跟姐姐商定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北大把人送回家来，这次就是拼了，也要和他们斗！
我们绝不妥协的坚决态度，终于取得了成果。不知是谁最后作出了决定，北大的造反派放弃了把人送回家的打算，转而把朴方送到北大校医院。
在校医院里，仍然没有给予朴方任何治疗。一开始，造反派还派人看着。一周后，他们不想管了，就把邓楠叫去，说现在他们没有看护的义务了，要让我们家的人自己看护，命令她把弟弟飞飞叫来看护朴方。邓楠和我一商量，一致认为不能让飞飞去。飞飞才十七岁，脾气又倔，万一和造反派冲突起来，会被打死的。我们决定由我们两人去校医院，轮流看护哥哥。
由此，我到北大，和二姐邓楠一起看护伤残的哥哥。那时朴方尿路经常感染，一感染就发高烧，一烧就烧到四十度以上，还经常伴有高烧寒颤，烧得抽搐。由于朴方是胸椎骨折，不能起身，连坐都不行，需要不停地给他翻身，否则很容易长褥疮。截瘫病人，只要一长褥疮，就很不容易治好。我们姐妹二人没有一点医疗常识，只能进行最一般的生活护理，对哥哥的病，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造反派也不放过哥哥和姐姐，经常来病床边批判他们，让他们交待，让他们揭发。哥哥躺在病床上，两眼直直地瞪着，任凭造反派呐喊辱骂，一句话不说。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庆祝，医院的病人改善伙食都能吃顿饺子，唯独哥哥，因为是邓小平的“狗崽子”，因为是“反革命”，连吃饺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。
就这样，夏天过去了，秋天又来了。深秋的北京，寒风日劲，天渐渐地冷了。
10月中下旬，召开了前面提到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。
对于全会，我们全家人都很关心。不是关心制定了什么新的革命路线，也不是关心进行了什么新的人事变动，我们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，就是此次会议会不会对父亲作政治结论。这次如作结论，就是最终定性。是好是坏，对于父亲本人，对于我们全家，都有极其重要的关系。
我们到处打听消息。得知毛泽东仍决定保留父亲的党籍后，我立即跑到中央美院去找大姐。大姐邓林6月份被抓到学院后，一直关在牛棚里，没有人身自由，消息闭塞。我去看她时，造反派一直看着我们，监视着我们，唯恐我们进行“反革命”黑串联。我急于把情况告诉大姐，但碍于看管人员而无法说话。我说我口渴想喝水，那个看着我们的人居然“开恩”去找水了。趁着他离开的一瞬间，我赶快小声地告诉大姐：“爸爸没开除党籍！”我看见大姐眼中闪现出兴奋的光芒。这对于我们来说，意义太大了。也就是说，父亲还没有完全被置于死地。其实，对于父亲的政治前途，我们根本没抱幻想和奢望。但我们知道，能保留党籍，对于父亲这样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来说，太重要了。党籍，在有些人眼中，可能不过是一支政治的风向标；而在忠诚的共产党员心中，则高于生命，重于生命。
十二中全会后，邓小平没有被开除党籍。北大造反旅的劲头好像一下子少了一半儿，对邓小平儿女的兴趣也就没那么大了。他们渐渐很少来校医院，而后根本就不来了。只有刚刚进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偶尔来视察一下。哥哥的病房，居然有幸成为一个被造反派“冷落”的角落。我们竟然还可以在没人的时候，偷着看《红楼梦》，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“文革”运动没有停步，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没有停止。可能是运动中发生的非常事情太多了，多到毛泽东都有所风闻。在1968年马上就要过去的时候，也就是12月26日，中央发了一个《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》，其中，毛泽东亲自加上一段话：“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，也不要称他们为‘黑帮子女’，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（简称‘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’）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。”从这个“一二二六”指示以后，我们的“头衔”改了，不再被人叫作“黑帮子女”，而被称作“可教子女”。还是毛主席说话管用，那些原来对我们声严色厉的造反派，不管情愿也好，不情愿也好，态度只能有所收敛。而我们，不在高压之下，日子可就过得轻松多了。
本来，日子就这样渐渐地过去，渐渐地平静下来。却不料，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运动，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。
我们家只有我和飞飞在中学，属于要“上山下乡”的范畴。1968年12月，飞飞随他所在的师大一附中的同学，首批被分配到山西插队。飞飞最信任哥哥，他到北大校医院问哥哥：“学校让我们下乡，怎么办，去不去？”哥哥听说他最心疼的小弟弟被分配插队，心里很伤心。他想了想，说：“去下乡，不知以后会怎么样，也许别人能回来，你回不来。不去下乡，政治上会留下个包袱，说你不响应上山下乡号召，以后可能更不好办。”听了此话，飞飞说：“那我就去。”
飞飞决定走了，眼看行期在即。他才十七岁，去这么远的地方，我们实在不放心。行前，我们为他收拾行装。现买的两个大箱子并排放在地上，一个帆布的，一个木头的，我们什么都往里装。棉被棉衣棉鞋，帽子裤子袜子，他爱做无线电，连同锤子砧子，能装的都往里装。邓楠特别会收拾东西，而且什么都想让飞飞带去。她把箱子塞得满得不能再满了还在不停地塞，恨不得连自己的心都一起塞进去。她还写了一张条子，详细说明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，生怕飞飞到山西后找不到东西。临走前，飞飞去美院看望关在牛棚的大姐。大姐伤心地看着弟弟，她不能给弟弟收拾东西，不能去火车站给弟弟送行，甚至不知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这个小弟弟。她哭了，她受不了这又一次的生离死别。
走的那天，北京火车站的一号站台上，挤满了要走的学生和送行的人群。在一列长长的插队学生专列旁，到处可以看到拉着就不肯松开的手，到处可以听到说不完讲不尽的嘱咐叮咛，到处可以看到闪动在眼中和流淌在面颊上的泪水。依依不舍和担忧之情弥散在人们的心头。一声汽笛长鸣，车轮发出隆隆巨响，满载插队学生的火车专列开动了。一瞬间，车上车下，车里车外，人们同时爆发出放声的大哭。这震天的哭声，掩盖了火车的轰鸣。
我和二姐来送弟弟，我们看着火车驶出站台，看着火车越走越远，一直消失在看不见的远方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车站。我们谁也没说话，许久之后仍止不住泪水的流淌。哥哥瘫痪在校医院，姐姐被关在牛棚，弟弟远走他乡，父母被监禁音讯全无，在偌大一个天地之间，我们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凄凉。
弟弟走后不久，到了1969年的1月，我也随着所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，去陕北延安地区插队。在向西行驶的火车上，我度过了十九岁的生日。我们那个在北京方壶斋的家，除了大姐、二姐有时从学校回来一下，就只剩下七十岁的奶奶，靠着每月二十元生活费，一个人艰难度日。
（摘自《我的父亲邓小平——“文革”岁月》，毛毛著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。）
 |
